今天甘孜州的三大旅游品牌之一便是“康定情歌”，然而令人奇怪的是，虽然这首著名歌曲的历史只有短短几十年，但作者却无人知晓。其实无论康定还是它的前身打箭炉(炉城)，这里滋养和酝酿的历史从来就和情歌无关。是茶叶和商路的碰撞书写了这里的历史，而这些历史从上千年前的唐代至今依旧如从这里通过的茶马古道一样脉络清晰，有迹可寻。
边茶:从唐代便已开始的历史
康定城内折多河畔一个小杂货铺门口，一堆杂货最下面，记者发现两捆被竹篾包裹的长条状货物。“茶”，在老摄影师孙明经拍摄的西康省老照片里，20世纪30年代康定茶庄门口层层堆放着准备输入藏区的边茶，包装正是这个样子。
历史上，输往藏地的茶叶被称为边茶，也就是“输边藏茶”的简称。过去数百年间，边茶经由从四川、云南延伸到藏区的小道，被藏商和马帮年复一年运到藏地各个城镇和最偏远的牧场，成为藏民不可缺少的饮品。传统上藏民多食用牛羊肉和奶制品，从没有吃青菜的习惯。西藏老摄影师陈宗烈先生曾告诉记者，50年代他在拉萨工作时，一同在食堂用餐的藏族同事很奇怪汉人为什么要吃“草”，“他们很骄傲地对我说，我们只吃肉，只有牛才吃草”。如此，茶叶便成为提供维生素的最重要来源。
今天的藏区，各地随处都可以买到四川雅安等地出产的各种品牌康砖(砖茶)和金尖茶，比重据说占西藏全部茶叶销量的90%。历史上从隋唐至今，雅安地区极其周边都是边茶的主要生产地。我们前往康定前曾路过雅安地区的名山县和雅安市，名山正是雅安最著名的茶叶产区。次仁顿典创办的西藏朗赛茶厂就在名山县。历史并不悠久的朗赛茶厂规模不算很大，但却是雅安最大的茶厂。工人们把烘干堆成小山的褐色粗大茶树叶子铲入机器，经多次鞣制加工，成品便是黑色和褐色的砖茶块。它们用黄色的草纸包裹，贴上茶厂标签，每10块再用竹篾包裹成长条形，便成了在康定看到的边茶。次仁顿典对记者说，朗赛茶厂是名山县第一家由藏族人投资开办的茶厂，但在他的厂里，全套的茶叶生产主要还是由汉族工人完成。
从唐代始，内地茶叶已经开始输往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吐蕃和回鹘在那时已开始饮茶。李肇的《唐国史补》卷下记载，西藏吐蕃赞普帐中已经有许多内地名茶。《封氏闻见录》也记载，“往年回鹘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但这些记载也说明那时茶叶仅限于少数贵族享用。然而茶叶帮助消化和消解油腻的功能迅速为以肉食乳品为食的少数民族接受，到宋代已经“夷人不可一日无茶以生”。据宋代文献记载，北宋元丰(1078～1085年)年间，四川地区年产茶3000万斤，到南宋时仍然基本保持这个产量。
历史上茶叶从汉地输入藏区，种植、生产和一级销售，所有渠道都完全掌握在汉族中央政权手中。宋代便是典型。茶马司专卖茶叶的办法，一是在四川地区置买茶场，二则在熙河、秦州置买茶场和买马场。当时“名山茶一驮，榷买载脚，至秦州不满十贯，而卖三十贯以来，或四十贯”，利润丰厚，高达三四倍之多。
从雅安到康定的茶道
茶叶的生产和销售虽然控制在汉地，但由于前往西藏山高路险，行程几乎长达1年，因此运输主要由藏族商人完成。今天从成都出发，沿成雅高速公路，到达雅安只需不到两小时。雅安过后，前往天全、泸定的柏油路沿青衣江蜿蜒而上，虽多弯尚还平整。仅100多公里长的青衣江初见时是宽广的浅滩，仅1个多小时后就变为在巨大石块和悬崖夹缝中汹涌奔腾的溪流，公路和河道的落差迅速变小，胆战心惊中悬崖下的急水逐渐变成欢快可亲的溪谷。悬崖断壁上时有纤细的飞瀑从浓密的树丛中突然飞落，溪谷两边的悬崖有时甚至接近到似乎能让猿猴飞身跃过。这就是康区的河，在数千米的大山中跌宕腾挪。
今天的川藏，从雅安到康定一线已经与内地交通无异。曾经的天险二郎山在2002年被以4亿巨资打通隧道后，已经变成了旅游景点。从雅安到泸定，细心人会注意到沿途山凹内沿着内坡线修筑的老川藏线废弃的段落。在接近二郎山隧道的路口分叉，右边被封闭的道路边指示牌上写着“老川藏路”字样，曾经艰险的历史已经被野草掩埋。这让记者一路着实好奇:作为南路边茶运输的第一段，雅安到康定的古茶道到底是什么样子?
1939年西康省政府正式成立，四川军阀刘文辉任省主席，当时的省会就设立在康定。虽然曾以本地命名一个省，至今甘孜州面积甚至超过内地一些省份，但康定城至今只能是一个县的建制，这其中主要原因便在交通。“西康省时代的康定和内地交通还是非常隔绝。”世居康定的作家赵敏说，“当时从成都到雅安坐车只有几个小时，但雅安到康定却没有公路，交通只能借助骡马和滑竿。进出一次，路上耗费的时间最少8天。所以当时省政府虽然定在康定，但省主席刘文辉大部分时间里实际的办公地点反倒是在雅安。”
西南大学茶叶研究所的刘勤晋曾考察过茶马古道的全程。刘先生说，雅安到康定过去短短280公里的茶路分大路和小路，全靠人力背运。名山、天全、邛崃三县的茶包走的是经天全县过二郎山的小路，沿泸定至康定，称“小路茶”;而雅安、荥经县的茶包由大路经大相岭、飞越岭、泸定至康定，称“大路茶”。刘勤晋说，雅安老人还记得直到川藏公路通车前的1954年，雅安城内每天还有上千人靠背茶包维持生活。所有茶行发货以“引”(5包)为单位，背脚按照自己的体力每次背15～20包不等，十几岁的小孩则背5包，每天仅能走15公里左右，到达康定路上须要16到20天。茶马古道第二段从康定到拉萨同样有南北二路，全程2500公里。刘勤晋说，南路经雅江、理塘、巴塘，过昌都、嘉黎和太昭(工布江达)等地直至拉萨，中间共有驿站56个;北路由康定经泰宁(现八美附近)、道孚、德格，同样过昌都与南路合道，再达拉萨。
“溜溜”的康定城
都说大渡河是川西汉藏文化的交界线，但吉普车经过泸定后，于冷竹关附近烟云笼罩的青衣江边才见到第一座藏传佛教白塔，在路边的山溪旁看到第一块玛尼石。真正意义上汉藏文化的分水岭，正是折多山下的“溜溜”小城康定。四川藏文化研究者赵宏曾向记者解释说，“溜溜”正是狭窄的意思。康定县城就沿着从折多山流下的折多河和雅拉河，拥挤在跑马山和郭达山间狭窄的谷底中。一个蓝色路牌上的康定县略图清楚说明，除了在县城边缘跑马山下平行经过的川藏公路，康定县城内纵贯全城的马路其实只有沿河的两条。沿着清澈冰凉的折多河水下行，两岸新修的汉白玉雕花栏杆和楼房与内地别无二致。唯一有些特别的是一座藏传佛教寺庙的两层楼在一片水泥楼群中非常醒目，同样醒目的是它前面残留的几座覆盖着黑瓦的典型四川木楼。十八军老战士王贵曾告诉记者，他第一次到达康定时惊异地发现，康定是一个美丽的山城，“那里只有两条小石板街，就在河的两边。康定完全是一个汉式的城市，那里精美的两层楼的木头房子和街道，和在四川看到的古老石板街一模一样”。
今天走在康定街上，城市沿山河而建导致的不规则让人难辨方向。本地人一般只会告诉你要去的地方是在南门或者东门，但是康定并无城墙，而且有趣的是，这里没有西门一说。赵敏说，康定城过去确有城墙，不知道是在什么时候拆掉了。由于地形所限，康定城只有3个城门。“康定过去繁荣得很，号称小成都。”赵敏说。
“其他各业皆因茶而兴”，这句话点明了康定繁荣的根本。《近代康区档案资料选编》中记载，当时每年从四川、云南、甘孜和松潘等地销售到康藏的货物高达3000万之巨。虽然后来经历了民国之后的短暂萧条，到民国三十八(1949)年宁静和雅江两县划归西康省后，西康从此同时拥有了与四川和云南到藏区的商路，商业于是重新兴起。赵敏说，以茶马贸易为依托的康定，许多其他行业因为茶马应运而生:“从康定到拉萨上千公里茶路上，气候恶劣，行走艰险。为了避免长途运输中的损耗，藏商在康定购好茶叶后还需要重新用牛皮包装，为此，康定还产生了一个特定的职业:缝茶工。”
商道催生的多元文化
“炉城内街道林立，傍折多河水有两条街道，即河西、河东，长各一二里。东南岸有蜂窝街、大石包街、马市街等;西北岸有营盘街、诸葛街、老陕街等。两条长街又以四座木桥连接，即将军桥、上桥、中桥、下桥。中桥附近最为繁盛。”史上的炉城和今天的康定颇有相似之处，虽然如今的康定已经是一座水泥构建的新城，但格局和某些痕迹还是与历史吻合。
河东街背后的小巷里，石板街已经被水泥覆盖了。残留的几段木板房子在高楼下蜷缩着，那里有川人在木板后的玻璃罩子内做“传统锅盔”，有卖肉和下水的“丁三哥丁三姐老字号”。木板房里还有做生意的回族人在门前的路沿上洗着大铝锅内的牛杂。偶尔你能在两层木楼的屋檐下发现还没有脱落的雕花，招牌后的墙板上还有“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字样。更有趣的是木板房后还有小教堂，就在它不远处，一个小清真寺显示出这里多元的文化。
在康定，康藏商人被称为“蛮商”，或者被称为“康巴娃”和“藏巴娃”。汉商除了附近的四川，历史上则以“老陕”居多。《近代康区档案资料选编》记载，过去进口汉商以茶商和布商为主。茶商以雅安、邛崃、名山和天全等地为主，而布商和杂货业则以陕西帮居多。康区的出口商则几乎被汉商垄断。麝香业主要由山西帮掌握，药材以川帮为主，沙金业、皮货业则多为陕西帮经营。赵敏说，茶马古道催生了康定的繁荣，而来康定经商的各地各族商人带来了不同的文化，并且和谐地融合在一起。我们在街上偶尔可以看到穿着传统服装的藏民和彝族人，但绝大多数藏人却都拥有汉人的名字，说汉话，穿汉装，吃的也是流行的川菜。
康定锅庄:独具魅力的风情
和内地其他城市一样，康定的各省会馆是各地汉商们聚会的场所，而在藏商那边则同样有一种类似而又独特的商业会所——锅庄。老街上一个新开张的店面叫“噶西巴锅庄”，噶西巴锅庄其实是一个新开业的宾馆，老板说，这里并不是某锅庄旧址，他们只是希望用这个历史名词招来对藏文化略知一二的游客。
很多去过西藏的人都知道藏人的舞蹈被称为锅庄，它的背后却有极为复杂的内涵和历史。藏族人做饭一般用三块石头，把锅支在上面做饭烧水，大家围在一起吃饭、休息和聊天会客，这便是一个锅庄。但是作为商业意义上的康定“锅庄”，四川大学副教授黄显铭认为，它来自藏语SKU-drag的音译，本意是贵族。黄显铭说，“锅庄”一词大约出现在明代，当时的藏人来到康定以西的营官寨，充任大营官和二营官，此后世袭其职，属下的60多个头目都被叫做SKU-drag。后来这个词被用作对他们住宅的称呼。SKU-drag这个词被翻译成“锅庄”，黄显铭认为既照顾了音韵，汉文字面的意思也相当清楚，就是和藏人吃饭、会客的锅庄也非常吻合。而藏人跳舞也被称为“跳锅庄”，黄显铭以旧日的德格土司为例作解释：“德格土司有30家大头目，80家小头目，各自都有宽阔的住宅举行舞会。处于康定的明政土司也不例外。康定的48家锅庄也会举行各自的舞会。于是后来把锅庄里举行的舞会，或者类似锅庄的跳舞会都成为跳锅庄舞，或者简称为‘跳锅庄’。”
白玛就是康定明政土司家族的第46代人。历史上明政土司号称关外五王之一，但势力范围鼎盛时期实际上深入到汉地的天全和荥经县。白玛说满口四川话，写一手好字。他说爷爷彭措朗加在康定和平解放时曾经担任康定第一任县长，直到1955年去世，而“在那之前他就是土司”。白玛说，明政土司的官寨就在现在折多河西岸州政府所在地:“西康建省的时候本来只占用了官寨边上一个角落，那里本来是九世班禅的行辕。九世班禅去世后，西康省政府就设在那里，土改和‘文革’后，西康省政府和明政土司的官寨都成了州政府的地方。当时官寨的范围从州政府一直延伸到后面山上，至今还有残存的墙壁。而明政土司过去还有两个衙门，一个在南门上，另一个则在现在的康定新城那里。”明政土司家族离开原来的住所是在1959年左右，当年明政土司汉式的房子如今已经荡然无存了。消失得更早的还有明政土司下的康定锅庄。民国时期，随着政府加强对边茶实行控制，康定锅庄业一度走向衰落，到1938年，康定仅有13家锅庄继续营业，1950年只有24家锅庄还留在康定。解放后锅庄业一度恢复到48家之多，但是1957年人民政府限制英、印货物从西藏输入，而川茶则开始通过青海运入西藏，锅庄终于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彻底从历史上消失。
“最早的锅庄在元朝就有了。”白玛说。锅庄本是藏区的文化，不独康定所独有，元代时锅庄只是作为康藏商人来康定的接待站。最初作为明政土司“差遣供应”的锅庄其实只有4家，分别是瓦斯碉、大园坝、铁门坎和木家锅庄。这4家全部是明政土司家的家臣，明政土司家的大小事务都由这4家锅庄办理，但土司却并不直接管理和拥有锅庄。后来锅庄逐渐在生意中独立起来了，最后通常的模式是向土司交税，白玛说，这其中有一点自由市场经济的样子。
锅庄负责免费给康藏商人提供食宿和仓库，盈利方式则是通过为汉藏商人牵线搭桥，收取交易额的4%作为“退头”(即佣金)，和今天的经纪人和交易所类似。由于长期合作，到康定从事贸易的康藏商人分别与各家锅庄形成了稳定的主客关系。比如邓科、德格、白玉的藏商必须住白家锅庄;瞻对藏商必须住王家锅庄，果洛藏商必须住木家锅庄等。除非该锅庄破产歇业。即令暂时歇业，一旦重新开张时，原来的主客关系又予恢复。“锅庄并不是简单的招待所，比如你是属于哪一家的，到别的锅庄是不接待的。”白玛说。由于藏商的营业额往往数万藏元，锅庄的收入亦十分可观。据1939年统计，包家锅庄年销售额达80万大洋，白家锅庄70万大洋，冲家锅庄60万大洋，各家的“退头”也有数万大洋之巨。由于锅庄主人和藏商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商人和锅庄主人之间甚至通过姻亲以稳定关系。而锅庄在汉藏商人中牵线搭桥的角色形成了锅庄主人的另一个特点，就是接待方面主要是女人抛头露面。“锅庄有一个特别的现象，就是很多都是女儿、女婿来经营。”白玛说，“藏文我们说‘阿加喀巴’，意思是‘能说会道的阿姐’。由于这里开放，而女性待人接物又更容易给人好感，所以很多锅庄做主的都是能说会道的藏族女人。”
关于康定最大锅庄的木家锅庄，白玛还讲了个故事。传说清代雍正初年，康熙皇帝之第十四子果亲王奉诏护送七世达赖喇嘛入藏时，在康定受到明政土司盛情接待。果亲王既是才子，也是一位风流人物，在康定期间与土司之女产生爱情。果亲王离康时女子已经怀有身孕。于是果亲王嘱咐:如果生男，赐姓为甲;如若生女，赐姓为木。这两个姓合起来正是“果”字。后来女子生下一对双胞胎，儿子即姓甲，后来继承了明政土司之位。女儿则姓木，成家后被明政土司赐给庄园，成为木家锅庄。就这样，锅庄也和皇亲国戚扯上了点浪漫关系。
